經濟日報社論
主計總處日前首度公布薪資中位數統計，結果顯示台灣近年的薪資有「低薪集中」現象。若根據主計總處國際平均月薪統計比較，台灣無論是製造業或工業及服務業，近十年平均每人月薪的成長幅度都比南韓、新加坡、香港低。這也說明了「低薪國恥」依然如故。
台灣近年薪資有「低薪集中」現象。（好房網News記者陳韋帆攝影）
低薪困境非不能解，端視政府是否將提高薪資列為較優先的政策。在前政府時代，為了提高薪資，有江揆加薪組合拳、力推加薪四法、挑選編製高薪100股票指數，政策不可謂不多，但於今看來，幾是徒勞無功。這是因為一直以來，台灣經濟成長主要的驅動力是出口而非內需，而薪資提高代表成本上升，恐有損出口的「價格競爭力」，因此從政府到產業界，恐怕少有人真心把提高薪資視為當務之急。
最明顯的例子，是在去年底大選期間國民黨立委先於朱立倫喊出基本工資應提高到2.5萬元時，當時的經濟部長、國發會主委，甚至勞動部長，都異口同聲反對，理由不外乎是傳統產業會受不了或服務業會大量倒閉，反而影響就業機會，對勞工不利。如果這樣的邏輯成立— 薪資一高，產業會倒，勞工受害，那麼低薪當然就會是台灣無可逆轉的宿命，無需侈言加薪。
然而，貿易依存度高、成長依賴出口，是否必然代表薪資必須被抑低？事實不然。新加坡、香港的貿易依存度都遠高於台灣，但其薪資水準與薪資成長率也都較台灣為高。再者，抑低薪資是否真有助於提高出口實績？事實也不然。台灣薪資水準遠低於南韓，油水電等成本也都低於亞鄰國家，但當南韓因與中國簽署FTA而可降低幾個百分點的關稅時，我們卻惶惶不可終日，顯然低勞動成本也不足恃。
近來，台灣缺工的現象日益明顯，除了產業界抱怨外，國發會也證實未來台灣每年將減少18萬勞動力。理論上，缺工應會帶來薪資的上揚，但產業界要工卻不願薪資大幅提升，這當然難以解決缺工問題，導致必須引進大量外勞「填補」，卻致使低薪問題雪上加霜。
外勞本該是補充性勞力，但當外勞總數突破60萬而產業界仍不斷呼籲再開放更多外勞時，其意義就不是單單「補充性」可以說明的。我們必須思考：何以勞動市場的價格機能失靈到必須依賴這麼多外勞？何以台灣的產業需要這麼多的勞動？何以使用了這麼多的勞動，經濟表現仍遜於亞鄰競爭對手？
當產業界總是抱怨找不到合適的勞工、有許多工作台灣人不願意「屈就」時，其反映的問題有二。首先是廠商可能並未真的提出足以補償台灣人「屈就」的薪資水準。其次，缺工的台灣不該再執著於必須仰賴大量勞工的產業結構與生產模式。
經濟的邏輯並不複雜，就是如何善用有限資源以提高幸福程度而已。台灣是資源極其有限的國家，理應依據資源限制發展出理想的經濟型態與產業結構，也應注重經濟果實是否確實反映於人民福祉的提高。觀諸事實，台灣的實質薪資長年不進反退，顯示人民福祉並未因經濟成長而提高，這說明了我們對有限資源的運用與配置顯然有所誤失。
競爭力大師麥可波特兩年前來訪台灣時曾指出：台灣的總體競爭力在全球144國中排名第18，薪資水準卻落到60名，顯示台灣的產業競爭力沒有跟著提升。可惜兩年過去，情況依舊，所幸大師諍言，依然有效。
台灣政黨輪替、新政府上台的主因之一在於低薪造成的分配惡化與相對剝奪感提高，新政府當能體會殷鑑不遠。因此，各項經濟政策的成敗不應單以投資、出口、經濟成長等數據作為評斷依據，真正反映人民福祉的實質薪資與勞動條件必須有效改善，才能證明經濟政策有效引導有限資源妥適運用。強調創新的5+2產業計畫固然絢麗，但如何讓既有產業、企業轉型升級，擺脫要素驅動模式，恐怕更是當務之急，也無可迴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