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筆室
選戰方酣，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朱立倫日前拋出「戰略三策」，包括四年內調高基本工資到新台幣3萬元、課富人稅、擴大台灣國際空間等三大政策，做為解決台灣經濟發展困境的手段，其中又以大幅調高最低工資的政見引起廣泛討論。最低工資的訂定，究竟應該納入哪些參考指標才算周全，扮演何種角色才不致負載過重，近來歐美思潮及各國作法如何，確實值得探究。
「法定最低工資」顧名思義，即立法禁止企業付給勞工少於某一特定數目，這是國家為避免非技術與弱勢勞工被剝削的一種社會政策。
先進國家當中，除了北歐諸國因工資決定屬於國家層級的集體談判，所以不需要特別規範之外，其他絕大多數都已制定此類法律，主要用意即在於分享經濟成長的果實，及照顧弱勢勞動者。近來在全球化風潮與自動化普及的效應之下，一方面讓企業相對於勞工更具「議價能力」優勢，薪資調整幅度往往跟不上勞動生產力的增加，所得分配相對不公；另一方面則由於就業與薪資水準的分布漸趨兩極，低薪化所導致的貧窮問題日益嚴重。
此兩種趨勢使得歐美各國，紛紛都出現提高最低工資的行動與呼聲，希望藉由上調最低工資來緩和上述現象，並減輕政府的社福負擔與財政赤字壓力。此外，鑑於各國普遍面臨需求不足的問題，晚近學界的確也出現透過調高基本工資來推升一般薪資，進而促進消費，形成高薪與成長良性循環的另類倡議。
但這種說法至今仍然處於高度爭議之中，畢竟經濟成長的動能必定來自於生產力提升，此種思考早已根深蒂固，更需要創新研發、社會投資及良好的國家治理品質等條件配合。低薪往往也是各種經濟表現不佳導致的結果，一如台灣目前的狀況，希望藉由提高基本工資這帖靈丹妙藥來挽救經濟，顯然仍需要更多的實證支持。
話說回來，最低工資其實也是一種「價格管制」，如訂得太高，企業可能會負擔不起，從而降低其勞動需求並減少雇用，特別是那些原先想要保護的弱勢和邊緣勞工，反而更不容易得到工作機會，廠商甚至會降低其它員工福利或提高產品售價，將成本轉嫁出去；如訂得太低，又無法達到降低貧窮的目的。
當然，對那些已經有工作的人，最低工資的提高，確實會增加收入及工作穩定度。近來學界針對最低工資此一古老爭議，已經慢慢得出一些共識，亦即如果適度調升基本工資，不僅對整體就業不致造成負面影響，甚至有助於人力資本的累積與經濟效率的提升。但如果是大幅度調升，經濟副作用就會產生，並遠遠大過所宣稱的好處。問題是，適度與過高之間如何拿捏？
聯合國轄下的國際勞動組織（ILO）對最低工資有一權威定義：「考量該國薪資水準與經濟社會總體條件等因素，來照顧勞工及其家庭之需要」，頗值得參考。這項定義闡明政府介入最低工資的初衷，也就是照顧與分享這兩大目的，但同時最低工資水準的調升幅度，不能漫無標準，也不應只偏重社會功能的相關指標，尤其必須考量整體薪資水準，透過系統內變數的制約，才不會有所偏差。
舉例來說，歐洲各國的最低工資，普遍都訂在中位數工資（累積到一半就業人數時的薪資水準）的四成到六成之間，所以整體薪資水準的提升，也就成為拉大最低工資上調空間的關鍵因素。根據推估（此一精確數據現在台灣仍付之闕如），台灣目前的中位數工資大概落在34,000元左右，以此標準觀之，台灣現行的基本工資水準並不算太低，根本問題還是在於過去近二十年來的整體薪資停滯。
即使要強調基本工資的照顧弱勢功能，從而主張應適度調升也可以理解，但這也等於是政府規避藉由加稅並增加社福的政策手段，而把照顧責任推給企業，坦白說，對工商界並不公允。台灣現行的最低工資制度，仍有許多地方應該予以檢討，特別是許多企業都將部分員工的勞保申報與最低工資掛勾，導致高達兩成以上的受雇勞工「帳面上」只領最低工資的奇特現象（以美國為例也只有5％左右）。這也顯示企業的法定成本負擔高低，受到最低工資調整的影響甚鉅，從而造成企業界對基本工資調整採取抗拒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