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房News記者蔡佩蓉／獨家專訪 陳韋帆／攝影
自苗栗大埔事件歷經去年強拆衝突後，與農民站在第一線的政治大學地政系教授徐世榮，強烈提出他的訴求——廢除區段徵收制度。本次專訪，他特別以政治、經濟觀點剖析區段徵收如何淪為政府炒作、刺激財政，並拉攏地方派系的手段，諸如桃園航空城、中科四期，都是以此粗糙手法創造假議題拉抬地價，成為房價暴漲的元兇之一。
下圖為政大地政系教授徐世榮。
以下為問答內容：
Q：台灣目前區段徵收、新市鎮重劃區已經過於浮濫，原本地方政府認為可以挹注財政、刺激經濟發展，但卻產生不少蚊子科學園區、失敗重劃區，您認為這對台灣長期會產生哪樣負面影響？
A：全台總共有438個都市計劃區，去年監察院再提糾正文指出，我們計劃人口數跟實際人口數，相差人口數644萬人，代表現在都市計劃不用再修正，還可容納644萬人。
浮編的數據背後代表都市計劃涉及太多政治角力，導致現今都市計劃變成政府炒作地皮工具，同時地方派系最主要的利基就是土地炒作，用這樣方式挹注地方財政所需，每個區段徵收大概有30%配餘地可進行標售，從地方政府角度來看，一來可以拉攏政治派系，同時在經濟與財政上則可獲得配餘地，可謂一舉多得。
背後的負面效果，是犧牲了農民基本人權以及土地環境與農地，更讓台灣的糧食自給率僅剩32.6%。以往我們對於經濟發展的想像，就是「農地變建地，地價上升，就是進步」，但大家卻忽略農地有環境價值、糧食生產價值，因此我們真需要那麼多市地嗎？
「蛋黃區、蛋白區」，這個概念是我第一個談的，後來被經建會引述。舉桃園航空城為例，第三跑道就是所謂蛋黃區，而外圍更大面積是特定都市計劃區則是蛋白區。
彰化二林的中科四期，科學園區本身是蛋黃區，而外圍農地變成市地的蛋白區，就是龐大利益所在，往往地方派系早搶先進入卡位。早期中科四期原本釋出將規劃「大學城」的假消息，許多投資客聽聞便進去買，最後被套牢，政府為了解套就是轉變為科學園區，但現在有幾家廠商要進駐？
假若外圍蛋白已經成型，蛋黃區卻沒發展起來，那麼「荷包蛋就破了」、蛋白區開發正當性就沒了，桃園航空城拋出興建第三跑道，不就是炒作的假議題嗎？
區段徵收是很政治的，中央往往是被綁架，必須配合地方，中央施政「沒有招數了」，只能將區段徵收淪為炒作地皮手段。
Q區段徵收已經變成很好用的工具？
A：的確如此，到前年為止全台區段徵收面積已經達7600公頃，其中淡海新市鎮就高達1100多公頃，換算大安森林公園面積26公頃，等於是42座大安森林公園，這很恐怖的事情。
Q包括林口、淡海新市鎮似乎是這幾年房地產活絡，才看似復甦⋯換句話說，區段徵收是不是高房價之下的產物，房價若下跌是否區段徵收不會那麼浮濫了？
A：政府有一個「不用出錢就可擁有公共設施用地、興建公共建設」的迷思，但這卻變向剝奪民眾居住權所得來的。
早期這些新市鎮完全無法吸引民眾移入，淡海新市鎮曾讓政府光是貸款利息每天就要付將近300萬元，當時的台北縣也很擔心三峽北大特區會發展不起來。因此有人也在講，區段徵收是否能做得起來，也要看房地產景氣與時機，過去景氣不好時，地方政府財政壓力很大，壓了很多錢在配餘地，後來才順利出售。
Q您近期一直訴求廢除區段徵收制度，不過一旦廢除，有沒有更好的配套措施可因應？
我們政府一直有個不好觀念，將徵收視為唯一而且必要手段，反觀西方的美國、德國、法國在沒有區段徵收制度之下，就沒有公共建設嗎？似乎不然，他們採取的徵收少，因為徵收是最後迫不得的手段，政府不能用財政困難理由，要求民眾將土地交給政府使用。
Q：所以政府要想辦法去解決財政問題嗎？
對啊！我們現在稅很低，這就是問題所在。全民要享受福利，就必須要有付出的共識，政府絕對不能「徵收別人的地，來成就施政需要。」以德國為例，曾經開拓一條幾百公里的高速公路，竟然沒有動用到任何一件徵收案，這在台灣是很難想像的。
德國的地方政府，平日就建立好「土地儲備制度」，若有鄉鎮區的農地要出售，鄉鎮公所即具有優先承買權，購買了之後以後要公共建設，就拿這些土地與地主談交換土地條件。
政府不能只用區段徵收強制力便宜行事，因此除了學習現今德國承買的方式，第二方面，政府國有土地多，為何只保留精華土地標售，政府認為他們擁有的土地理當公開標售取得好價格，但用區段徵收的方式取得土地時，卻用土地公告現值，這樣兩套標準合理嗎？
Q：但德國標準似乎也不適用在大埔的反對戶，因為他們不要換地或政府買斷？
關鍵是政府沒有溝通、協調。群創光電在苗栗大埔只要28公頃土地，為何苗栗縣府要徵收154公頃？想法就是「摸蛤仔兼洗褲」創造蛋白區，讓地方派系也能夠靠科學園區賺得土地財。
台灣區段徵收制度從德國學來的，是19世紀後半葉德國流行的土地制度，但後來歐洲國家也廢除了，《土地徵收條例》應該是要限制政府使用區段徵收，現在反而顛倒過來，變成政府的利器。
Q：有沒有想過只要修改區段徵收法令，而不用完全廢除？
A：還是希望朝廢除方向，它在理論上是有問題，「土地徵收應是純潔無瑕」但如今卻變成「一種開發方式」。這是兩種不同邏輯，若政府要走土地開發，就應該好好跟民眾溝通，若採徵收就一定要符合徵收要件（公益性、必要性、比例性、應是最後不得已手段）。
Q：不管是苗栗大埔或士林文林苑，有一派聲音是希望剩餘不同意戶，能夠為了社會和諧性、共生性著想⋯
A：這我完全不能同意。我們長期觀點是少數服從多數，進而創造更大整體利益，徵收的關鍵是「增進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如何界定？並非劃定一個徵收區，用數多數決定義「公共利益」，而讓少數必須被犧牲。在《憲法》第15條之中明確表明，人民財產權、生存權及工作權為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因此不能用剝奪基本人權方式來成就經濟發展。
以《都更條例》之中有三項被大法官宣布違憲為例，都更的公共利益怎麼決定？大法官建議應該要開聽證會，要溝通、協商、討論以解決少數人問題，公共利益的體現，需要透過溝通、協商、討論甚至辯論，最後看能否形成共識。
Q：所以其實政府應該扮演溝通協調角色？
A：就跟民間合建一樣，政府應該要談好，我出資、你出地的方式。我們要考量權利關係人、利害關係人等，要納入討論範圍。舉例來說，日本東京六本木之丘都更，即便大多土地是政府所有，卻仍花了17年之久進行溝通、協商。
我們稱作民主憲政國家講起來很慚愧，政府在徵收時缺乏溝通，公聽會僅是政令宣導，沒有雙向互動，政府不能怪人民理盲、濫情，甚至稱刁民，因為弱勢階級民眾，幾乎沒有權利得到政策資訊。
Q：政府、建商、人民應該要具備哪樣的土地關懷素養？
A：我將土地分為三重要元素，第一、土地是可賺錢的資產與商品，第二、它是生態資源，第三、它是我們認同的地方、安身立命家。但長期以來政府為了促進經濟發展，只強調第一項，著重交換的價值，將其他價值排除在外。
不管政府財團人民，應該重視、包容不同土地價值，而且讓不同土地價值在公共政策制定上面被納入，進入決策體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