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時報／孫克難中華經濟研究院諮詢委員
眾多主流經濟學者重視資源配置效率與經濟成長，對於所得與財富分配不均問題，一向並不重視與多談，甚至認為不是經濟學的研究範圍。由於追求「均富」與經世濟民，就是發展經濟的根本道理，在追求富裕之際，又豈能忽略分配不均問題。
在人類邁入二十一世紀後，隨著全球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所得與財富分配不均」這個長期被經濟學界忽略的課題，近年來透過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的《不公平的代價》、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阿特金森（Anthony B.Atkinson）的《扭轉貧富不均》、賽斯（Emmanuel Saez）與祖克曼（Gabriel Zucman）的《不公不義的勝利》等重量級學者一系列專書出版，似已引起有識者關注。
他們長期觀察法、英、美等國百年來財富與所得分配資料，無論從最高1％的人之占比或是從吉尼（Gini）係數可知，隨著經濟發展的時間過程，均呈現「U字形」曲線關係。尤其是財富分配問題，並不因財富構成內容隨時代從傳統的房地產、黃金、珠寶擴大到金融資產、智慧財產等而改變。
回顧18、19世紀的西方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及運作結果，造成資產階級坐擁財富，不人道的壓縮工農階級使其難以維生，貧富對立成為社會革命的溫床。1789年法國大革命及1917年俄國革命，就是因為財富極度分配不均，童工、女工、社會底層受到嚴重剝削，職場災害不斷，官商勾結與貪污腐化，達到人民難以忍受地步的結果。人類或許會記取教訓、推動改革，然在經濟持續穩定成長後，資本累積與財富集中，又會引發分配不均問題。
依據阿特金森、皮凱提、賽斯等人的時間數列統計資料，在一次世界大戰前之1910年，財富在前1％階層的占比（資產分配）達到高峰，例如英國高達70％，法國及瑞典也達60％，美國為45％；財富分配不均的確替革命及動亂發出邀請函。而後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共產革命、經濟大蕭條，以及194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課徵高度累進所得稅與遺產稅，明顯改善所得與財富的分配。然自1980年代自由化、國際化的發展，以及21世紀全球化的加速，各國稅率的逐底競爭，所得與財富分配又開始惡化。至2010年時，財富在前1％階層的占比，英國已達30％ ，瑞典為20％，法國為25％，美國則是35％。
就台灣的情況言，國內學者連賢明等，透過2004－2014年的財產登錄資料，觀察台灣的財富分配，發現財富吉尼係數為0.79；前10％與前1％富豪的財富占比，分別約為62％與23％。筆者透過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可知，此一時期所得分配的吉尼係數約為0.34。可見財富分配不均度為所得分配不均度的兩倍以上。基於該文觀察財富分配的期間過短，看不出其受重大經社制度與事件的影響程度；然其若與1950-1980年台灣創造高成長而又分配均平之「經濟奇蹟」時期相比，可推知在分配正義上有惡化現象。究其原因，可能受到全球化資本主義衝擊、知識經濟時代來臨、繼承造成財富與所得分配不均，以及財稅重分配功能不彰的影響。
由於分配不均摧殘底層人生計，影響社會安全，就如同國防安全一樣，具有公共財性質，故而政府實有介入的必要性，財稅政策自當扮演適當的角色，透過教育普及與經濟發展，全面提升勞動者生產力，增進社會階級流動性；有效推動社會安全與福利制度，改善窮人及弱勢者生活與福祉。並且加強對富人課稅，矯正分配不公，緩和財富世襲問題。
追求財稅正義，防止稅率向下逐底競爭，翻轉不公不義現象，當然是必須努力的方向，但也切忌矯枉過正。尤其在課稅方面，追求垂直公平必需以水平公平為基礎，無論是合法的租稅優惠或非法的租稅逃漏，造成稅基侵蝕，首當努力取消與有效防堵。關於所得稅及遺產稅率之累進，是否如阿特金森等之建言，回到1980年代以前最高稅率在60％以上，則應在公平與效率間取得平衡，審時度勢，慎重評估，避免拖累經濟發展。至於在全球化政經關係下，主要國家若能協同一致的課稅（包括全球所得稅、財富稅或資本稅），台灣當需扮演積極配合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