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政治學博士劉明德
我們把所有台灣人就只分成富人和窮人，換言之，如果你家的財富不屬於全台灣前20％，那麼，在我的文章的歸類，你就是窮人，之所以如此歸類，是因為長期低利率的政策利益以不成比例、極不合理的方式偏向那20％，而剩下的80％都成了受害者，長期承受低利率對他們生命中該得利益和機會的無聲剝奪。
我把利率分成兩類，正義的利率以及不正義的利率。那麼，正義或不正義有何標準呢？那就是實質利率至少是2－3％，也就是名目利率減去通貨膨脹率至少是2－3％，這樣的數字代表著，當我們把錢存到銀行或是借錢給別人，不只購買力不會減弱，還有一點點點利潤可得，畢竟借出去的錢是犧牲了自己的流動性、機會成本以及承擔拿不回來的風險。相反的，如果達不到這個數字，那就代表債權人不只沒得到最起碼的利潤，還要補貼債務人的舉債，天下竟然有這種事？有，分分秒秒都在發生，而且很久了，這當然不正義，是央行的不正當的財富重分配。
財富重分配，不管是劫富濟貧或是劫貧濟富，並非只有財稅政策一途，還包括利率政策，甚至於利率政策起到的作用更大，儘管更涓滴（但滴水可以穿石）而隱蔽，最明顯的就是低利率、零利率、（在日本實施的）負利率政策，就是拿你我的存款去補貼有錢人，因為此時的融資成本很低，有錢人輕易就能拿到鉅額的低利貸款（股神巴菲特入股日本五大商社，平均持股達到8.5％，融資至少9140億日圓，平均融資利率僅為0.6％，如今，這五大商社股價已經翻了好幾倍）。當然，這時富人的投資報酬率可不是2－3％，而是至少20－30％，甚至十倍、百倍。《彭博社》報導，全球有131位億萬富翁的淨資產在疫情期間翻倍，其中一個主因就是該時期的低利率政策的護航，推高了資產價格。
那麼，央行給的利率正義嗎？看一看數據就知道。從阿扁時代，台灣就開始實施低利率政策，於今為烈。就以2018－2023這六年來看，平均實質利率為-0.70％，這就意味著把錢存到銀行、郵局，不僅沒賺到利息，還倒貼利息。會發生這種事，難道不是拜央行所賜？
那麼，為什麼長期低利率會壓制我們的薪水？它的發生是間接而非直接的傳導。
首先要知道，承受低薪、難調薪的不是只有勞工，即使是軍公教、國營事業員工、以利息為主要收入來源的機構、退休人士一樣受害，只是因為中小企業就業人數最多、處境最艱難、保障最少，因此，以下就以中小企業做說明，但記得，只要不是富人，都深受其害。
根據《2023年中小企業白皮書》資料顯示，2022 年台灣總就業人數為1141萬8千人，其中，中小企業的就業人數為913萬2千人（占比79.98％）。因為中小企業獲利不如大企業，以2021年為例，大企業平均獲利9.16％，而中小企業平均獲利才5.63％，這是為什麼中小企業員工調薪不易，因為中小企業本身就生存不易。
為什麼中小企業生存不易？因為相較之下，中小企業更容易受租金、物價（通膨）、薪資上漲的影響，風險承受能力較差。2021年中小企業的營業費用（如員工薪資、租金等）占營業收入淨額比率為17.15％，較大企業（7.85％）高出很多。其中，租金以及通貨膨脹都與央行的低利率息息相關，正是央行的低利率推高了地價、房價、房租以及物價的一波又一波的上漲，導致多數中小企業每天都要跟通膨、生產要素成本拚命，以至於剩下能給員工的，確實也就不多了。
更可惡的是，低利率並沒能促進就業，相反的，不利於就業，也就是低利率起到「促進失業」的效果，聽起來不可思議。正因為低利率促進了失業，所以，僧多粥少的結果，就是工資起不來。為什麼低利率促進了失業？因為低利率扭曲了社會資源的最佳配置，使得資金沒能流向實體經濟，而是流向房地產、股市、債市、匯市、虛擬貨幣等金融市場，進而大面積地壓縮了實體經濟的發展空間，而中小企業受害尤為嚴重。
是誰剝奪我們該得的利潤？是誰讓不該這麼富有的卻這麼富有，不該這麼貧窮的卻這麼貧窮？是誰讓房價、店租如此不合理，以至於買不起房、被店租壓垮？是誰偷走我們的發展機會？是誰讓社會的發展如此扭曲變形？…那就是長期低利率。
樊遲問孔子，怎麼樣才能說是「愛民的主政者」？孔子告訴主政者，那就是「先難而後獲」。何謂「難」？「難」不是朱熹、錢穆所說的「困難」，也不是楊伯峻說的「付出一定的力量」或傅佩榮說的「努力辛苦耕耘」，而是「除兇惡」，在今天的台灣，該除的「兇惡」就是偷走我們的財富和未來、勒住我們的脖子的「長期低利率」政策。決策者如果還有良心，那就請趕快回到正義的軌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