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
如預期，3月18日美國聯準會在FOMC會議的會後聲明稿中，移除可以「耐心」（patient）著手貨幣政策正常化字眼，且將美國經濟成長評估由穩健（solid）下修為溫和（moderate）成長，亦下調長期失業率預測。市場因此大為安心，並將本次會議結果解讀為鴿派訊息及今年6月升息機率大減。
3月18日美國聯準會在FOMC會議的會後聲明稿中，移除可以「耐心」著手貨幣政策正常化字眼。（好房資料中心）
只是，現在就安心未免太早。因為，這次聲明稿用字改變，實則代表未來聯準會將從以日期為限（date dependent）邁入取決於數據（data dependent）的前瞻指引模式，也意謂未來每次會期都會重新評估，經濟狀況是否已允許升息。
再加上主席葉倫強調2015～2017年美國經濟成長率會超過長期水準，已暗藏今年內一定會升息的訊息。對美國而言，升息代表經濟回歸正軌，應屬好事。但回顧2013年5月，時任聯準會主席的柏南克拋出第三輪量化寬鬆政策（QE3）可能減碼的訊息後，新興經濟體金融市場即遭逢長達3個月的劇烈動盪的反應，可見當前聯準會所謂的鴿派訊息對全球經濟及新興市場，只怕是暴風雨前的晴空。
為何聯準會升息對這些國家的金融市場會產生如此嚴重的衝擊？主要是過去長達6年的QE時期，大量的美元流竄在全世界每個角落，透過投資組合、訊息及外匯操作三個管道，扭曲各國經濟金融情勢，特別是那些金融深化程度不高，體質相對脆弱的新興經濟體為甚。
在QE時期，聯準會大量購買長天期債券資產後，造成該債券資產在市場上流通的數量減少，價格相應上升（殖利率下降），投資者便傾向售出該類資產並買入其他價格相對低估的資產替代。所以，在投資者為追逐高收益產品而轉向高風險資產與市場的情況下，新興市場資產價格自然被快速推升；再者，聯準會透過資產購買亦會影響大眾對利率的預期。一般認為，在央行資產負債表仍處於擴張之際，央行不可能升息，因而降低未來利率的平均值及走勢的不確定性。而波動性降低的結果，讓投資人容易輕忽風險，進而增加以高殖利率新興市場資產作為標的的利差交易，加大資金流入新興市場程度。
至於，外匯操作管道則因大量美元釋出，使美元相對弱勢，而接收資金的新興經濟體貨幣則相對走強，讓投資人買進新興市場資產既賺了利差，還賺了匯差。因此，在聯準會實施QE時期，各路資金蜂湧流入新興市場，形成其國內金融市場的榮景。然而，隨著聯準會於去年10月後停止QE3購債計劃，新興市場國家的股、匯市旋即出現反轉走勢，從QE3結束至今年2月底，ADXY亞洲貨幣指數走貶2.592％，MSCI新興市場股票市場指數亦走跌2.538％，與先進經濟體股市屢創歷史新高形成反差，顯見聯準會貨幣政策轉向已開始干擾新興國家金融市場的穩定。
對此，國際清算銀行（BIS）發出警訊指出，受到QE的影響，近年來新興市場的債務人累計發行了2.6兆美元的國際債券，其中有3/4都是美元債券；國際銀行業對新興市場的跨國貸款也達3.1兆美元（至去年年中為止），且這些貸款也多以美元為主。所以，當匯率管道逆轉時，過去在低利時期享受充沛流動性的新興市場企業，可能會因美元持續走升而出現營運困境，並讓該國金融市場趨於脆弱。況且，當聯準會升息循環啟動後，擁有龐大經常帳赤字及財政赤字的部份新興市場國家，如印度、印尼、巴西、土耳其和南非，恐將面臨資金持續流出及利率上升導致償債成本提高等衝擊，甚或引發金融風暴。
有些樂觀論者認為，只要避開體質脆弱的新興經濟體，在聯準會升息、國際景氣好轉之際，全球經濟仍是一帆風順。但國際貨幣基金（IMF）研究指出，當新興經濟體陷入困境時，將藉由對先進國家貿易與大宗商品需求減弱、無法償還對該先進國家的債務等方式，影響先進國家經濟，產生所謂的溢回效果（spill-back effect）。在承平時期，這種溢回效果是有限的，一旦這些新興經濟體發生重大危機時，溢回效果將會急速擴大，導致與新興國家貿易往來密切的先進國家，諸如日本與歐元區，抑或是大宗商品出口居多的加拿大與澳洲，將遭受溢回效果的嚴重波及。
因此，除了聯準會應盡可能透明而清楚地與市場溝通，鋪陳妥適的市場預期，降低市場再次透過投資組合、訊息、外匯操作，影響新興市場經濟與金融情勢之外，新興市場國家更應趁早利用完善的總體經濟政策，施展政策彈性、推動結構性改革，縮減經常帳及財政赤字，增強經濟體質，才能減緩聯準會貨幣政策正常化後所帶來的衝擊。倘若真有新興經濟體因應不及時，則有賴IMF或世界銀行等機構盡早處理新興市場產生的金融動盪，以避免禍延全球。總之，無論聯準會在今年那一個時點升息，新興經濟體和先進國家都必須嚴陣以待，切勿因當前經濟前景晴朗，就輕忽溢回效果的威力，終致反噬浪濤成形而後悔莫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