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報記者林周義／台北報導
受限現行《社會救助法》，台灣仍有220萬窮人被排除在社救體系之外，而流落街頭者當中，高達95％都不具低收入戶身分。衛福部長薛瑞元回應21日本報遊民議題報導表示，社救法是以家戶為單位來思考，家庭成員是否有互相扶助的義務，將會進一步討論；民團則直言，「財力調查」與「扶養義務」不應混為一談，相關調查指出，有6成5民眾認為，國家不能躲在家庭背後，應承擔扶貧責任。
衛福部長薛瑞元21日表示，無家者狀況複雜，社救法是以家戶為單位來思考，但無家者屬於個人，和社救體制不一致。一些人家裡可能很有錢，但是自己沒有收入，有家歸不得，在外居無定所，對於這樣的對象，到底是基於個人去做社會救助，還是用家庭來思考，及家庭成員具互相扶助義務的認定，都需進一步討論。
芒草心慈善協會專員、社救法修法聯盟召集人王今暐認為，社救法的根本謬誤在於將「財力調查」與「扶養義務」混為一談。前者是事實認定，後者是道德規範，混為一談不僅會衍生無數扶養訴訟，也會讓需要的人無從獲助，如家暴婦女就可能因而被拒於門外。
王今暐說，日本與台灣都重視家庭觀念，但日本的生活保護制度卻清楚區分出這兩個層次的問題。在提供救助時，日本會先進行個人財力調查，範圍頂多是有同住事實的配偶或家人，再判斷是否補助。另也會徵詢未同住親屬的扶養意願，將扶養費從生活保護扶助金中扣除，在這樣的作法下，未同住親屬的財力就不會全計入申請人的可支配收入。
「台灣對救助窮人的觀念，是家庭先承擔，國家再救助」。王今暐表示，根據社救盟民意調查，有31.7％的民眾認為政府應優先提供救助，不足之處再由家人協助；另有33.3％的民眾認為，政府與家人應各承擔一半的救助責任，兩者合計佔了65％。以此可知，台灣主流民意認為，政府的救助責任應該優先於家人，至少不能低於家人的責任，建議政府可借鏡日本作法，別讓弱勢被擋在救助門檻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