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記者陳宛茜／台北報導
全台高達七成民眾曾使用外送平台，衍伸而來的十萬名外送員更常常登上媒體，平台勞動權益也成為這個「外送時代」的重要社會議題。三民書局自南韓引進新書「什麼都能外送」，作者金夏永為資歷廿年的社會記者，為了深入瞭解平台經濟潛藏的勞動問題，在疫情剛爆發時成為外送員，實際體驗外送員的甘苦，寫成第一手的體驗報導。書中南韓面臨的「平台經濟」問題跟台灣相當類似，值得台灣借鏡。
2020年一篇「美食外送員上億年薪（約台幣200多萬元）」的報導，吸引金夏永的注意。「這一回我想成為當事人，不是旁觀者。」他辭去記者工作，加入南韓最大的餐飲外送平台「外送民族」擔任美食外送員。
美食外送在南韓屬「平台勞動」、「訂購型勞動」，是智慧型手機誕生後產生的職業。但當金夏永實際投入現場才發現，此一新型職業「技術發展超前，制度卻很落後。」尤其當個人過度仰賴平台，而平台企業的實力又足以壟斷市場時，便能單方面改寫遊戲規則，造成消費者權益受損、勞動剝削等問題。尤其平台的運作與升級是由AI等高科技來支持的，更衍生出外送勞動法令與社福制度跟不上科技變遷的隱憂。
南韓常可看到代送公司貼出「月收入450萬元(約台幣10萬元)」的廣告。但金夏永發現，外送員的機車保險費、油費、維修費都不低，若要達到這樣的薪資，外送員實際付出的工作時數換算薪金，其實連基本工資的水準都達不到。
年輕人以為「外送員」象徵自由。金夏永卻發現，看似不用進辦公室的生活，其實是被手機與背後的外送平台所操控。外送員為了搶單，必須一邊看著安裝在龍頭上的手機一直抓單，不僅危險，也出現「人類逐漸成為AI的四肢」、人類被機器掌控的荒謬現象。
外送員的勞動權益也因工作特質容易被忽略。金夏永分析，平台勞動者不在同一空間一起工作、沒有溝通的機會，也很難串連。加上很少有人會把外送視為終身職業，因此外送平台勞動者組成工會的力量可能不如其他工會。他認為，政府應更重視外送平台勞動者的勞動權益，為他們發聲、發揮更積極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