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 劉忠勇
全球化和所得不均是全球當前兩個最重大的經濟課題，多項研究不斷印證，全球化這個在市場經濟視為當然的邏輯，確已導致所得愈來愈失衡，富者愈富，絕大多數人薪資卻停滯不前。這樣的結果多年不見改善，導致民怨沸騰。川普當選美國總統與英國脫歐過關，這兩次去年發生的政治大地震，充分反映民粹主義崛起，反抗既有體制。
台灣的經濟困境尤其低薪現象反映的是長期的結構問題。（圖／聯合新聞網）
若加以比對，其實更早在台灣2016年初的總統大選，即已反映了這種現象。台灣不僅像美國面臨生產外移和廣泛的全球化，更因為經濟上倚賴大陸較深，衝擊更甚別國。這種處境，或許可以多少解釋台灣人民尤其青年人從「反服貿」找到宣洩管道，導致國民黨一面倒落敗，出現台灣第三次政權輪替。
追根究柢，台灣的經濟困境尤其低薪現象反映的是長期的結構問題，而這個現象也是亞洲全球化發展的一環。
在全球化浪潮下，亞洲共經歷兩波的生產外移，最早一波從1960年代開始到1990年，歐美乃至於後來的日本為尋求便宜勞力、擺脫本地環保趨於嚴格的限制，一方面也為布局新市場，開始移往亞洲各地。
第二波外移潮起於1990年代，並在2000年代加快步調。台灣此時將大部分資本投資轉移海外，先向全球布局，後來隨中國改革開放加速擁抱大陸 。台商從第二波外移掌握了財富，卻也逐漸侵蝕台灣製造和就業基礎，台灣國內生產毛額（GDP）和薪資所得成長漸漸同步走緩。
台灣經濟結構也走上已開發國家的發展模式，服務業就業人口與占GDP比重增加，製造業在內等其他產業則相對減少。
在台灣，服務業去年占就業人數接近六成，占GDP比重逾63%（製造業約30%）。在美國，服務業吸收更多勞工，接近80%，而製造業雇用不到20%。
台灣失業率並未隨經濟結果轉型而升高，繼續保持在4%的低檔，這說明製造業所減少的勞動力，大多去了服務業。事實上，受到產業轉型影響的低技術勞工別無選擇，只能轉到服務業，而我國服務業薪資結構偏低，更加劇低薪與分配不均的困境。
從蔡英文總統去年的就職演說來看，民進黨政府上台後「最重要的」、「也特別強調的」，就是要解決「年輕人處於低薪的處境」，要藉五大產業的創新研發計畫，「幫助年輕人突破困境，實現世代正義」，「讓薪資和經濟成長能同步提升」。
但這五大產業全是製造業，無助於解決台灣占六成就業人口的低薪現象，若不加以調整，薪資自民進黨政府上台一年來未見長進，未來三年也難有起色。正如有識者如商發院創模所流通產業組組長林原慶建議，政府應引導「高品質經營」的服務業發展。
他認為服務業可從勞力密集的傳統服務業型態，走向如日本商社「善用市場情報分析、跨國供應鏈掌握及資本操作等優勢能力，成為以高階人才為核心」的知識密集型服務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