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陳雨鑫、江慧珺、黃安琪、王聖藜／台北報導
國內代理孕母立法討論逾廿年，不孕族群與醫界苦等多時、引頸期盼，但反對代理孕母的聲音始終不小，主要擔心女性被工具化、代孕者權益沒有受到保障等，最近婚姻平權引發社會嚴重爭議，更增加代理孕母立法難度 。
國內代理孕母立法討論逾廿年，因子宮問題無法懷孕的不孕夫婦期望加快立法腳步。圖中人物非當事人
法界人士指出，同志家庭若想要有小孩，除了收養別人家孩子，對女同志伴侶而言，可由其中一人借助精子銀行完成生育大計，男同志伴侶則需要有類似代理孕母的角色，才有機會成為家長。
衛福部國健署婦幼健康組長陳妙心指出，現行「人工生殖法」規定，進行人工生殖必須為夫妻，且其中一方須被診斷為不孕；若未來民法進行相關條文修正，「人工生殖法」也將討論配合研議。
法界人士指出，關於異性戀夫妻找代理孕母議題上，過去在關於子女親權的議題上都有許多爭議與討論；國外曾有代理孕母生下小孩後，捨不得離開懷胎十月的孩子，與原委託的夫妻起糾葛的案例；未來如何避免相關問題，衛福部草案提出後，未來應該還會有許多討論。
除了婚姻平權爭議，女性子宮工具化是最常見的討論。台灣女人連線創會理事長、立委黃淑英說，從國外案例得知，當代理孕母的女性多數是經濟弱勢，願無償協助生產，除了極為親密的親友，鮮少會有女性甘願面對生產風險無償替他人生小孩，每次看到法案備註「此為無償行為，但仍須提供高額的營養費」，就覺得自相矛盾。
「女性一定要背負傳宗接代壓力嗎？」立委王育敏質疑，台灣近年收養率逐年下降，反而送養國外的孩子愈來愈多，凸顯台灣家庭仍拋不開「傳香火」的思維，一定要有自己的基因才叫做自己的孩子；為避免更多糾紛，建議等台灣家庭思維能再更開放時，再來討論此議題。
台大社會系教授吳嘉苓表示，人工生殖法需要全面性的考量，不應該只針對已婚夫妻是否可以使用代理孕母。國際上有許多國家，單身女性、同志伴侶亦可合法使用人工協助生殖科技。這項醫療技術的適用資格到底該如何界定，政府應該要好好思考，政策辯論的範圍不應僅限於代理孕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