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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時報／淡江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林朕陞

 

地下經濟是許多發展中經濟體的主要特徵之一，並與地上（正式）經濟形成雙元經濟體（dual economy），兩者相互依存，時而互利共生，時而互相競爭而呈現消長關係。由於地下經濟具有隱蔽性和訊息揭露不充分等特性，不僅扭曲了官方經濟指標（如失業、勞動力、消費、產出以及通膨率等），更重要的是地下經濟的存在導致政府流失了大量的稅基和租稅收入，從而影響一國的財政穩定和經濟的運作，幾乎所有國家都在努力限制其發展。

 

根據World Economics最新的估計，台灣2023年的地下經濟規模占國內生產毛額（GDP）達22.4％，這比OECD國家平均值17.64％還高，也比鄰近的亞洲國家明顯偏高，例如：日本9.6％、新加坡10.5％、中國12.7％ 以及香港13.7％，凸顯了地下經濟在我國經濟體系中的相對重要性。

 

 

數位化經濟快速發展，地下經濟也持續進化

 

近年來全球數位化經濟快速發展，加速零工及共享經濟、虛擬貨幣等數位經濟活動的大幅成長，新型地下經濟持續進化，例如外送平台上的幽靈廚房、微電商、線上代購、網紅、電競實況直播主等不易課稅的數位商業活動也逐漸成為地下經濟的一部分。因此，如何積極運用AI數位資訊技術強化查核效能與稅政管理，避免稅基侵蝕及增加稅收，以期有效掌握地下經濟新態樣，已成為近期我國財政部高度關注之新興議題。

 

在資料的可獲性下，筆者採用美國經濟學家Gutmann於1977年提出的現金存款比率法，來估算台灣1970年至2023年間的地下經濟規模占GDP的比率。這項研究發現，地下經濟整體平均占比高達35％。在1985年以前，地下經濟規模介於38％至55％之間波動，期間歷經兩次全球石油危機（1974年和1979年）的影響，各行業為了應付生產成本的遽增與經濟不景氣，增加了逃稅與逃避管制的行為，導致地下經濟規模急劇攀升至50％以上。

 

1985年，我國開始大幅開放金融與經濟自由化，自此地下經濟規模出現結構性轉變，由55％逐年快速萎縮至1989年的27％新低。在1990年代，台灣面臨股市崩盤、全球化和產業結構轉型等挑戰，導致貧富差距擴大，地下經濟規模才逐步上升至1996年的38％。2001年11月，我國政府通過金控法，擴大金融機構的業務規模與穩定金融體系，2002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提高我國國民所得及促進出進口貿易，從1996年開始地下經濟規模呈現長期下降趨勢至2010年的22％。此後，地下經濟規模才逐步擴大，這可能與智慧型手機的普及和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有關。

 

疫情加速電子商務普及，2023年地下經濟占比攀至31％

 

2020年初全球爆發新冠疫情，防疫封鎖措施對我國旅遊、觀光和服務業等產業造成重大打擊，雖然失業率微幅上升，但許多勞工面臨放無薪假或縮減工時等，即使未失業，收入卻明顯減少，這些因素都導致地下經濟規模自2019年起大幅下降3.2個百分點。隨著2022年開始國內外疫情逐漸趨緩，政府逐步解除生活限制，以及推動振興和國內旅遊補助等措施刺激了國人的報復性消費，個人與商家開始恢復或兼差從事地下經濟活動，以彌補家庭收支缺口，這些案例暴增使地下經濟規模從2021年的26.63％快速增加4.3個百分點，達到2023年的31％，創下自2001年以來的新高水準。另一方面，後疫情時代加速數位化經濟活動，這類新型態地下經濟不易被政府掌握或查核，恐更廣泛破壞租稅依從度，也可能是近期推升地下經濟蓬勃發展的因素之一。

 

地下經濟在台灣扮演著重要角色，可緩解官方經濟面對景氣與社會動盪的壓力，但也帶來諸多挑戰。近十年來，地下經濟規模占GDP比率呈現逐漸上升趨勢，甚至超越許多亞洲鄰近國家及OECD的平均水準。這對財政穩定及正常經濟運作不利，包括稅基流失和成長壓力。

 

政府應棒棍與胡蘿蔔並用，讓地下經濟「扶正」

 

因此，筆者建議政府應加強稅收和監管，提升稅務合規性與執行力度，並放寬經濟管制，提高經濟自由度，優化勞動市場監管，強化金融市場發展。此外，後疫情時代數位經濟的快速發展使得地下經濟活動更加隱蔽和複雜，財政部應善用AI數位資訊技術，提升稽核效能和稅務管理水平，防止新型地下經濟的滋生和擴展。金管會等機關也應積極提高電子支付的誘因，以改變臺灣消費者的消費支付型態，減少逃漏稅，有效縮減地下經濟規模。綜合而言，推動地下經濟向正式經濟的轉型，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財政的穩定性，需要產官學各界的共同努力才能夠實現。